環境保護不該只在末端控制排放量，還應該有環境質量控制指標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如松對記者說：“比如，在分區大氣質量方面，應規定扣除氣象因素后每年優于II級以上的天數必須達到多少；水體質量方面，區域水體質量高于III級的面積必須占到多少等。”
他表示，國家環保總局去年首次推行的“區域限批”措施，將污染控制的權力下放，一個地區的新上項目的審批由該地區的環境容量來決定，通過誘導地方的自組織自調節能力去平衡沖突、支持決策，是值得在各類環境管理中推廣的一種生態管理方法。
王如松說，現在國際環境保護的理念已從單純的末端環境治理，發展為源頭控制、功能導向、過程管理。環保工作要從線性思維走向系統思維，從環境污染管理走向生態功能管理，從沖突型開環經濟走向共生型循環經濟，從外部強行控制走向內部自生型。“任何產品的環境管理都應從原材料開采開始，涵蓋生產、消費、流通最后變成廢棄物的整個生命周期過程。由于很多歷史遺留的問題，我國不可能馬上做到生命周期管理，但“十一五”期間應該采取相應措施，推進從末端治理向過程管理的發展。”
從產業上說，過程管理主要通過循環經濟來實現。王如松說，通常人們對循環經濟的理解主要是減量化、再循環、再利用，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，體制革新非常重要。“我們在基層調查時發現，目前環境管理體制存在很大問題。”他告訴記者：“基層環保局受同級政府領導，局長的烏紗帽被捏在書記、市長手中，他們必須服從。而一把手們往往更重視經濟，因為經濟是硬指標，短期內能見效，環境是軟指標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。國外都是縱向管理，國家環保總局、省環保局、地方環保局一條線，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約，這樣很多工作就好做了。”另外，他表示很多環境問題是綜合性的，涉及水、土、氣、生物等多方面，這里雖然每個方面都有相關部門進行管理，但部門間缺乏協調。他建議國家和各省市應設立一個能夠橫向管理、綜合協調的生態資產和生態系統監管部門，建立健全環境管理和生態建設的政績考核制度、完善干部的積效問責制，對干部的環境功績實行累積考量，對其決策失誤帶來的長期負面影響要追究行政、經濟甚至法律責任。
除體制革新外，他還認為更新觀念、創新技術也很重要。他說：“把這三個方面做好了，才能更好地推進循環經濟，實現過程管理，做到標本兼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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